文学和感想---我来一砖一瓦构建感性世界

WILLIAMS

　　故事不好。自从小百合长大以后故事基本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进行，不论是成为艺妓，是战争，是落难，还是重逢，故事都没有任何突出的重点，各个部分笔墨同样多，真是好实在的回忆录，喝白开水喝到人撑！
　　
　　爱情故事情节做作。小百合与主席的爱情完全是主观臆测。小百合的单恋还算合理，可主席对她的感情纯粹是莫名其妙：爱她，所以送她学习艺妓；爱她，甘愿让自己的好友拥有她；爱她，因为“原则”不去争取她的初夜。我是在电影里没看出来主席对小百合的爱，看到的仅仅是喜爱而已。所以影片结尾的重逢就十分突兀，仿佛为了大团员给观众一个交代硬加上去一样。小百合的幸福纯粹来自于巧合，来自于主席朋友的主动退出。这个欢喜结尾是整个故事的最大败笔。如果说小百合希望破灭那一段给影片增加了许多深刻的思想意义的话，那么这个结尾就把这些意义完全抹杀了。
　　
　　章子仪几乎没有演技，表演太幼稚。越来越发现章子仪只有三种感情表现得好：单纯的快乐幸福与仇恨和不可一世。她实在是一个单一化的演员，可能生活的阅历无法让她表现五味陈杂的复杂情感，不象赵薇，经历了生活中如此多的不幸而有了《情人结》中的突破。作为艺妓，虽然小百合需要压抑自己的情感，要成为不露声色的淑女，可作为一个丰满的人物，观众是需要看到不动声色下面隐藏着的激情，憧憬，痛苦与迷茫的。而章子仪表现出来的小百合却是一个感觉迟钝的女人，除了自己心中那一点小秘密之外，外界事物仿佛很难打动她，她对任何事物表现出来的感情都是漠然，机械。在这层漠然外表下观众看不到任何内心世界，或者说这个缺乏情感的小百合的内心世界是一片空白。而同样也是把对幸福的向往埋藏在心底而表面不动生色的杨紫琼之角色，就在与小百合对话的细节里把内心的挣扎与失望通过眼神表现出来了。章的蓝色瞳人虽然美丽，可透明纯粹到一览无余。这样的单纯，在小百合15岁刚刚成为艺妓稚气未脱的时候还是合适的，可自从她登台独舞出卖初夜以后，她的眼神里就应该多出痛苦与决心、勇气等很多东西。尤其是那段雪中独舞，表现的是一种多么深刻的绝望与苦涩，能够跳出这舞蹈精髓的小百合绝不会只是一个仍然不谙世事的孩子。
　　
　　巩利是这部片子的最大亮点。她的出场绝对可以称作美艳绝伦，眼波流转，不可一世。她把一位当红艺妓求爱不得，年华逝去的恨与妒简直表现到了极至，不过小柯并不觉得表演力度太过。因为在雨夜爆发的一场中，当巩利的角色被老鸨警告艺妓是没权利去爱的时候，她在愤恨之后那种对命运的绝望又愤愤不平，却依然无可奈何的表现实在让人拍案叫绝。巩利是眼睛里面有故事的女人，浑身都是风情，眼角眉梢皆是戏。当然这个角色发挥余地很大，表演的是真性情，比压抑平淡流水账般的小百合更容易吸引人。
　　
　　杨紫琼戏份不多，可那种成熟艺妓的自信、优雅与从容却被她表演的十分到位。小柯认为她是整部电影里最成功的艺妓，章子仪的小百合跟她比只能算小儿科。不够优雅，不够执著，缺乏自信。
　　
　　马友友的大提琴仍然一如既往的沁人心脾，声声都是情。电影画面精美，色彩突出。至于电影是否客观真实的体现了日本文化与真正的艺妓，不是日本人的我不得而知。
　　
　　进电影院之前我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首关于艺妓的史诗，会让我因为了解了艺妓的精湛技艺，苦难生活，了解了她们的挣扎与尊严后更加敬重这些艰辛的艺人们。可惜，这部电影的故事编排太过注重细节，情节不同部分太过平分秋色而抹杀了主题。走出电影院，小柯自问：电影究竟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我回答不出来。我确是看完了艺妓小百合的前半生，不过之后心中留下的一句话只能是：“哦，原来艺妓的生活就是如此。” 没有敬重，没有鄙视，没有任何情感。这实在与当初的期盼相差太远，真真如同鸡肋：看过失望，不看又太可惜。

WILLIAMS

周六晚上，在首尔的一个租来的剧院里，20个年轻选手有些局促地站在台上，一些人眼里还有泪水，台下是数百名为他们加油的朋友和家人。

所有人都为这一刻努力了多年，他们先是通过JYP Entertainment公司的初选，之后接受了6个星期的密集培训，而这次表演就是培训后最终的高潮部分。在表演结束后，只有3人能拿到花束，代表签订培训合同的邀约。JYP是韩国最大的音乐制作公司之一。

“我已经辛苦努力了5年，现在我终于做到了，”Kim Byung-kwan向观众们说，手里紧握着花束，显然已被成为当晚冠军带来的巨大喜悦压倒。

对这些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来说，奖赏是丰厚的。他们将有机会成为韩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超级明星，甚至越来越有可能在更多地方扬名。朴载相(Psy)2012年的热门Rap单曲《江南Style》(Gangnam Style)太过流行，以至于YouTube最近不得不为其重新校准视频播放次数计数系统。这只是韩国流行音乐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一个例子而已。根据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统计，2013年韩国流行音乐产业共实现4.4万亿韩元（合41亿美元）的收入。

韩国流行音乐(K-pop)以舞蹈动作精美的视频和令人着迷的动感音乐赢得了来自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大批痴迷的追随者，并在欧洲、美国和拉美建立了坚固的滩头阵地。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韩国从亚洲最贫穷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韩国的流行音乐以及情节夸张的肥皂剧在国际上的成功，正展现了这个国家富于魅力的一面。

在所谓的“韩流”文化中，大部分音乐方面的盈利都流入了少数大制作公司的囊中。这些公司通常以它们曾经身为流行歌星的创始人的名字缩写命名，比如，JYP的创始人朴轸泳(Park Jin-young)就是韩国上世纪90年代的流行歌手。

这些公司控制了音乐制作流程的每一个步骤——在歌手们还在青少年初期的时候就招募他们，对他们进行栽培和训练，然后挑选最有才能的人成立组合，并推向全世界。

浏览一下JYP的一份投资者介绍，就会发现这个行业已经把“打造乐队”的理念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一张幻灯片分条说明了下一年的发布计划：一个季度将推出一个尚未宣布的“男孩乐队一”的一首单曲，下一个季度将预告“女孩乐队”和“男孩乐队二”的新唱片发布。

根据KDB大宇证券(KDB Daewoo Securities)的分析师估计，仅最大的制作公司SM Entertainment一家，去年就创下了约1亿美元的海外收入，而2008年这个数字仅为800万美元。

SM公司为旗下最火的男孩乐队之一打造了两个版本：成员共6人的EXO-K以韩语演唱，而对应的EXO-M的6名成员则瞄准巨大的中国市场，用中文演唱同样的歌曲。

金贤京(Stella Kim)说，这些雄心勃勃的艺人可能必须服从严格的训练制度和苛刻的劳动合同。在表演前的日子里，舞蹈和歌唱训练会从上午10点持续到午夜以后。金贤京曾是少女时代(Girls' Generation)的早期成员，这个组合后来成为韩国最当红的流行乐团。

金贤京即将转为SM公司的职业艺人时，当时仅有十几岁的她接到了一纸为期13年的合约。这份合约禁止她在合约期间接受任何其他娱乐公司的工作，要求她将有关名字和形象的所有权利移交给SM公司，还将她对乐队收入的分成压到低得不能再低的程度。对着这份合约，金贤京的父母犹豫了。金贤京回忆着说：“他们说，‘我们不能让女儿签订奴隶条约’。”

尽管已经有一些旨在提高艺人权利的改变，围绕限制性合同的争议仍然存在。去年11月，男子乐队BAP的六名成员因为一份7年的“奴隶合约”将所属经纪公司告上法庭，声称他们为公司创造了高达100亿韩元的收入，但每个乐队成员在两年间的薪资仅为1800万韩元。

“整个培训过程变成了你欠公司的一种债，”马克•罗素(Mark Russell)说。他著有两本关于韩国娱乐业的书，《韩流正当时》(K-pop Now)和《韩流袭来》(Pop Goes Korea)。

同时，据韩国最知名的一位整形医师私下估计，在韩国流行音乐界，超过90%的年轻艺人都接受过整容手术。此外，这位医师还称，培训生如果未被选中进入职业乐团，或许必须向所属经纪公司偿还整容手术的费用。

Cube Entertainment的艺人负责人Kim Hyung-kyu说，把新歌手推向市场的流程已经变得越来越系统化。该公司旗下有几支在亚洲有大批拥趸的乐队，已经开始在巴西和欧洲举办演出。

“过去音乐公司往往先挑选优秀的艺人，稍微提升一下他们的才艺，然后就出道。现在，在开始组建乐队前，我们先考虑需求，考虑要瞄准哪个市场。”

他说，在5人乐队里，一个成员应该能说流利的英语，两名成员会说中文，还有两名会说日语。Cube公司旗下的一支新乐队里有一名泰国歌手，该公司希望这有助于乐队打入泰国利润丰厚的音乐市场。为了激励培训生，公司可能要求7名年轻人角逐新乐队的5个位置。

“在10000个参加选拔的人中，只有100人能成为培训生，在这100人中，只有10人能成为流行歌手。而在这10人中，只有1人能真正成为明星。”

经纪公司之间的竞争同样非常激烈，不断有新公司涌现出来，挑战老牌公司的地位。当过广告咨询师的Hwang Hyung-chang在2012年成立了Chrome Entertainment。当时银行账户里只有1000万韩元的他想要打造一支风格古怪的5人女子乐队。

“我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造型、摄影和封面设计，”Hwang Hyung-chang在他的公司里的一间录音棚里说。他的小臂上纹了公司的名字。

他组建了一支叫做Crayon Pop的乐队。2013年，Crayon Pop以出道单曲“Bar Bar Bar”一炮而红，MV中的女孩子戴着一样的安全帽，编舞动作像活塞式发动机一样，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该乐队曾受邀作为Lady Gaga演唱会的开场嘉宾。Hwang Hyung-chang说，在Crayon Pop出道的那一年，乐队的成功为Chrome公司创造了200万美元的收入，给公司招募新艺人提供了资金。

他说：“在这个行业，重要的不是你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而是你能存活多久。”

WILLIAMS

《来自星星的你》(My Love from the Star)的故事情节可谓天马行空，讲的是一个外星人和一位流行明星坠入爱河的故事。上月，这部韩国电视剧成为了中共某个上午会议讨论的主题，当时与会代表纷纷感叹国产电视剧无法与《来自星星的你》匹敌，后者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

来自广东的中共官员许钦松警告称：“韩剧热潮……让我们的文化自尊受到伤害，文化自尊的伤害是由于文化自信的缺失。”这种警示并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大陆：近年来，台湾监管当局就曾出手干预，减少韩国电视剧的播映量，而东京曾发生数千人游行，抗议日本电视台大量播放韩国电视剧的做法。

在这种地区性焦虑背后蓬勃发展的韩国娱乐业正是《韩流》(The Korean Wave)一书所探讨的主题——这是一本新出版的学术论文集，其中的论文质量有高有低，主要研究韩国娱乐业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崛起过程。

从马尼拉到蒙古等众多地区，韩国的电视和音乐公司都吸引到了热情的观众。它们的成功反映出了韩国作为亚洲地区最发达经济体之一的文化吸引力，并为韩国旅游、化妆品等其他行业打开了市场之门。

谈到韩流就必须拿出专门的篇幅来讨论一下《江南风》(Gangnam Style)这首歌。由说唱歌手朴载相(Psy)创作的这首半开玩笑的热门歌曲成为了互联网历史上浏览次数最多的音乐视频。论文作者们很好地把握住了音乐消费者所发挥的新作用——他们通过网络分享的形式推广歌曲。不过作者们没有必要在总结中提出“《江南风》或许是全球娱乐业的一个转折点”的夸张说法。

《韩流》一书开始部分的立论并不牢固，第一篇来自英国教授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的论文将韩流现象描绘成了一种“政策产物”。沃尔什教授列举了韩国政府为支持娱乐业发展而推出的多种措施，但却未能具体说明，在韩国竞争激烈的电视和音乐制作行业所取得的成功当中，有哪些政府措施起到了关键作用。

韩国娱乐业对国际市场表现出了敏锐的触觉，而政府的干预措施则常常显得笨拙。例如，李明博(Lee Myung-bak)政府曾经花费超过7000万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韩国食品”——而取得的效果非常可疑，以至于韩国国会下令对这项活动进行特别审计。

朱惠贞（Hyejung Ju，音译）在本书后半部分指出，如果说政府采取的某些行动值得赞扬，那么无疑应当是2000年政府在电视和音乐行业施行的自由化改革，此举使得新兴小型独立公司能够进入这些行业，并释放出充满活力的市场力量。

但这一点也无法解释大量亚洲消费者对韩国电视剧和音乐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这些消费者常常会因此排斥来自自己国家或者是西方的竞争产品。很多评论家指出，韩国娱乐业制胜的秘诀在于，将常见于美国艺人身上的那种诱人魅力，与亚洲传统家庭观念的底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Chuyun Oh对该理论做了一个有趣的引申，她研究了近年来最成功的韩国流行乐团“少女时代”(Girls’ Generation)。她指出，“她们已经超越了任何特定的种族或者民族”，并将她们称为是“突变的多元文化韩国性(Koreanness)”。

本书的编辑在结尾处提出了一个观点，“大部分日本人并不是真的对韩国文化感兴趣”，之所以观看韩国电视剧，是因为这些节目像“哈哈镜一样，从中可以看到日本人和日本社会是怎样的。”

对于希望韩国文化输出能在各国外交关系不断恶化之际，成为联结各国桥梁的人来说，这种观点不是一个好兆头。但对于许钦松等一些人而言，这种观点或许能够带来些许安慰。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驻首尔记者

WILLIAMS

实现中国梦的三位富豪
周成建8岁开始打理一家乡村商店，18岁前经历过两次破产。刘永好少年时连鞋都没得穿，而且经常挨饿，被迫拉板车运送一桶桶作为肥料的大粪。王文银刚开始参加工作时，只能在一截水泥管道里栖身。

如今，周成建拥有一家服装帝国，刘永好执掌一个农业王国，而王文银成了一名金属大亨。他们跻身于全球最富裕国家之一的富豪行列，而且都是从近乎一无所有开始的。从贫到富：这岂不是中国——由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组成的人民共和国——每个人都在奋斗的目标吗？

最近几个月，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报道这群人，他们是庞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推动着中国在短短三十年间——经济学家概念中的弹指一挥间——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型成一个现代数字社会。

中国经济正在放缓——既非突然，也非出人意料，但幅度或许稍稍大于北京方面制定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的目标时的预测。过去几周，这一放缓引起全球市场严重恐慌，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在减速，并没有突然停顿。中国的财富并未缩水，即便其积累的速度比过去慢了。那么，这三位富豪是怎样起家的呢？

一部分答案是进城务工。1978年，也就是推动中国进入两位数迅猛增长时期的经济改革的前夕，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国人口还不到20%。现在，在这个由进城务工人员打造起来的经济经受迄今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际，中国的城镇居民人口已超过一半。

过去三十年是辉煌的年代，不仅对于三位亿万富翁，对于整个中国都是如此，中国已崛起为一支令人敬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但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三十年也是痛苦的三十年，正是由于亿万人进城务工造成了社会混乱：外出打工者将子女留在家乡，由那些没受过教育且生活贫困的祖父母抚养。

几十年来，亿万中国人认为自己除了进城务工以外别无选择。很少有人变得像这三位亿万富豪那么有钱。但大多数人至少设法显著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利用与三名富豪大致相同的品质组合：动脑筋，毅力和运气。

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人都来自不同程度存在商业基因的家庭。《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与国家》(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一书的作者、中国学者黄亚生表示，对部分早期中国企业家而言，家庭影响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他们出身于有“政治问题”的家庭，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被划分为“地主或商人”，或者“从事市场活动”——这种行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视为非法。

某些进城务工人员明显比其他人更成功，他们不一定都像王银文一样，家中的客厅有大理石楼梯和金鱼池；或像周成建一样，在公司园区中心建起一座仿古建筑；或像刘永好一样，手下员工8万。但他们最起码供得起孩子上大学，给孩子买得起iPhone，而很多孩子立下决心：这辈子绝不像父母那样遭罪。

中国可以夸耀“农民工奇迹”让整整一代人受益，本文介绍的三人只是这一社会流动成就的最极端例子；在他们致富的过程中，中国的任何经济问题似乎都能依靠投入更多农民工来解决。

但现在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了：进城务工潮正在转向，引起劳动力短缺，务工人员工资上涨。许多知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这一理论是由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提出的，用来描述向工业化经济输送工人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供应趋向枯竭的那个时间点。中国将永远不再相同。

那么，中国的白手起家时代是否也走到了尽头？很难得这三位富豪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农民工奇迹”，告诉我们他们怎样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切。但他们也提出了有关当今这一代农民工的几个问题：他们会像自己的前辈那样勤劳吗？他们愿意像父母那代人一样，牺牲生活质量，甚至家庭关系吗？对他们来说，仅有金钱财富是否足够？最重要的是，在当今非常不同的中国，闯荡市场是否还像他们那个时代一样容易？

周成建

中国领先的本土时装品牌之一美特斯邦威(Metersbonwe)的创始人

周成建在中国浙江省一个名叫石坑岭的小山村里长大。他起初生活懒散——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丢人的。这就是他打理村里商店的原因。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去务农，但由于他很受宠爱，算术又好，家里就让他向其他农民卖大米、酱油和味精。到8岁的时候，他通过某种农民式套利交易赚了不少钱。周成建说：“我步行一个小时到附近的村子，从那儿坐车去城里。”他买上需要的商品，然后“在村子里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
很可能没什么坏处的是，他的父亲也是村里国有算盘厂的经理。周成建说：“与村子里的其他家庭相比，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起底中国许多白手起家的故事，人们会发现主人公的父亲或祖父是商人或者政府官员；本文的三个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单纯农民的后代。）

话虽如此，周成建表示，他的家也很穷：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吃上红薯。他说：“我那时就盼着能吃米饭。”他回忆起，在春节这个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一家人会轮着吃一碗面条，上面放着一个鸡腿，但没有人吃鸡腿，只吃面条。鸡腿只是摆在那里几天甚至几周，更多的是展示而不是吃。

不难想象多年前石坑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因为周成建把村里的家（包括菜地）搬到了美特斯邦威的上海总部园区。在这家以成为电商巨擘为战略重点的集团，菜地处于园区的中心。周成建八十多岁的父亲戴着一顶草帽在烈日下耕作，而他的亿万富翁儿子悠闲地谈论着财富创造。

硅谷企业也许提供免费的健身房，但有多少美国公司园区有茄子地？周成建表示：“我喜欢这种环境，”他补充称，如果让他的年迈的父母住进豪华别墅，他们会“感觉像坐监狱一样”。

他早年的经历确实很坎坷：12岁退学，做过木匠和砌砖工，最后学了裁缝。14岁时，他通过倒卖银元发了一笔小财：28万元人民币（合2.9万英镑）。但由于倒卖银元是非法的，这些钱被没收，同时由于他年纪太小，他的父亲代他坐了一年牢。在这个年龄的其他孩子还在上学的时候，周成建破产了。

不久后，他重整旗鼓，雇了100多个裁缝来履行一份近50万元人民币的服装合同。但这笔生意也失败了，因为客户因质量问题拒绝付款，也拒不退货。周成建表示：“我在18岁的时候欠了很多债，但我们有句老话是‘无知者无畏’，因此我那时无所谓。”现在，他在全国各地有4000家服装店，美特斯邦威是最著名的本土品牌之一，他的财富去年据估计接近20亿美元。

那么他最终成功了？

他说：“当计划经济体制刚开始松绑的时候，产品供不应求，只要你足够勇敢，只要你的表现不太糟糕，你就可能取得成功。”但现在人口结构红利已经消失，这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突然市场化带来的红利也消耗殆尽。对产能过剩或者消耗太多能源的公司监管趋紧将释放进一步红利，带来新的机遇。但周成建表示，如今企业需要增强竞争力。

他说：“在过去，你只需要勇敢，但现在你需要拥有知识和专业技巧。你必须知道客户想要什么，你需要懂大数据，并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我的成功模式不可能适用于如今的年轻人。”尤其是因为他们没有“耐心和毅力”。

刘永好

中国最大农业综合企业之一——新希望集团(New Hope Group)创始人

与周成建一样，刘永好也与典型的中国企业家形象不符。他比周成建大14岁，个人财富达到周成建的两倍多，但在创业之初，他甚至比周更穷。但两人都保持身材，穿着朴素，言辞谦逊。两人身上都没有过多的珠宝饰品。
刘永好也有自己的菜园。在北京和成都的家中，他种了辣椒和黄瓜——“我们吃的蔬菜有一半是自己种的”。两人似乎都不急于忘却自己的农田根源——即使刘永好的农业缘起初完全不是出于自愿。

刘永好代表着较早一代的中国企业家——社会主义制度让那代人遭遇更加艰苦的人生起点。他出生在四川一个小镇的知识分子家庭，但“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被送到农村当农民”，他说。他成了一名中国人所称的“下乡知青”：相对享受特权的城市青年在文革期间被送到农村，体验农民的生活。“在我4年零9个月的知青岁月里，我栽种水稻和蔬菜，还要用桶挑粪（现在中国某些地区还用大粪作肥料）。“我干了一个农民该干的所有农活。我能用扁担挑起75公斤，”他说，然后补充道：“我那时根本吃不饱。那时我和现在一样高，但只有55公斤。”

最后他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政府公职——做一名教师。“那是一份好工作，没必要自己创业，那时创业很难，你还会被人瞧不起，”他说。但在兄弟们的支持下，他开始创办一家组装扬声器的小工厂。他们需要资金，于是向村里的生产队提出用公社资金建厂。“但当地公社党委书记说，我们搞的是资本主义。这标志着我们第一次创业尝试的结束，”他说。他表示，如若不然，他或许会成为当今中国首屈一指的电子大亨。

创办扬声器工厂失败后，“我们开始思考该种什么蔬菜”，他说。后来，他们变卖了家里最宝贵的财产——一块手表和一辆自行车（都是用他父亲因文革时遭受冤屈而获得的赔偿金购买的），将所得资金用作家禽养殖生意的原始资本。“我们开始养鸡和鹌鹑。我们靠养殖鹌鹑赚了几百万，”他说。他补充道，虽然那时没有私人工厂，私人交易也被禁止，但“农民可以出售自家多余的蛋、鸡和蔬菜。政策刚刚开始松动。”

如今，刘永好是拥有8万名员工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据胡润富豪榜(Hurun Rich List)去年估算，他的身家达48亿美元，在中国富豪中排名第30位。

他认为，贫穷是自己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我20岁前从未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而且几乎总是挨饿，”他坐在北京高级会所美洲俱乐部舒适的扶手椅上说道。“因为我很穷，所以我非常勤奋，工作非常努力。这可以创造价值……以前我什么都没有，但现在我拥有很多。所以我的心态很好。我能以一种平常心看待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运气也起了很大作用。“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停滞的。但在过去30至40年间出现了戏剧化的增长。我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不然的话，我的努力和能力可能一事无成。中国的政策允许个人开办工厂。如果没有政策放松，无论我多么有能力，都有可能一事无成。”但是，难道至少10亿其他中国人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优势吗？“我觉得自己与别的中国人一样聪明，但不同的是，我更努力，更勤奋。”

他承认，在当今的中国，仅有这些已不足以快速致富。“中国正面临一个转折点——所谓的新常态。由于供应过剩以及成本不断上升，许多传统行业正面临巨大压力。更严格的环保标准也在增添成本，而需求正在放缓，”他说。“今天的年轻人要想成功，光靠勤奋和努力是不够的。”

他和周成建两人似乎都同意：他们很庆幸在有较多容易摘取的果子的时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

王文银

电缆和铜制品供应商正威国际集团(Amer International Group)创始人

王文银更年轻、更富有、身材更矮小、也更传统，从总体上说，他和周成建和刘永好不是同一类人。很多时候，要听懂他的话有点困难，因为他经常引用《道德经》以及其他让人琢磨不透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的名言。这并不是一种批评，他坚持表示，“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必须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因此，他每天读书两三个小时，每年阅读100本书（他坚持让他的高级助理们每年向他递交24本书的详细书评），他的iPhone的透明保护壳里贴满手写的便利贴，以便他快速查阅哲理警句。但他根本不需要查：他的记忆就像一台MacBook电脑。
“我从初中开始读《道德经》，现在我能背诵，”接着他就真的开始背起来，“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王文银手头有这部经典著作的双语丝绸书，但帮助不大，因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语言。他表示：“《道德经》的哲学思想深邃，它的智慧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话虽如此，他已阅读《道德经》300遍，相比英国《金融时报》未受过系统化点拨的普通记者，这部著作很可能对他更有启迪意义。

王文银似乎从小就有一些学者风范，那时他们家的生活也很艰苦。小学时，他曾获得一个作文奖，于是父母请人为他缝制了一件适合参加颁奖仪式的衣服。他回忆道：“但我们当时甚至买不起足够的布料做衣服口袋，穿在身上太紧了，因为布料不够。”他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我祖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此，我们骨子里有经商的基因。但他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他当时是一个工厂经理，被视为资本家，因此受到了公开羞辱。他被迫跪在地上，直到膝盖受伤。”由于家里没钱治病，祖父去世了，这件事触动了王文银，他放弃成为政府官员的计划，转而发誓赚钱。1993年，他前往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一派生机勃勃的城市深圳，兜里揣着家里给的400元人民币，起初将就着睡在一截水泥管里。

从那样的处境开始，唯一的出路就是上进。“第一年，我挣了1万元人民币，第二年赚了10万元，第三年达到了100万元”，这些都来自电缆和电线业务。今年，他创建的金属集团正威国际在《财富》(Fortune)全球500强中排在第247位。

如今，在他的家里，地板、墙面和四层楼梯都铺着大理石，他睡在带有床幔、有雕花的红木床上，床前铺着一块地毯，样子和触感像是水貂。他的员工在用传统雕刻的实木制成的办公桌上工作，王文银坐的是一对价值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红木椅子，上面铺着帝王颜色的黄色软垫。

他在一张近5米宽的木桌上工作。午餐后，他会在前厅的雕花架子床上小睡，这个房间还摆放了他最珍视的盆景修剪刀。“我（年轻的时候）务过农，这是我喜欢这个爱好的原因，”王文银说。他指出，他的盆景都是长成的树木，而不是微小的盆栽植物。“我每天早上都修剪这些树。你知道我会用多少工具吗？这里有几百件。”

其他人能否复制他的成功？“没有成功可以复制。每一个成功都反映了独特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花了20年时间取得成功，但今天的年轻人，如果选择正确的道路，他们努力工作3到5年就可以成功。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工业4.0的时代。”

“我抓住了中国和世界的上行趋势。我很幸运生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当然，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正常人不会像我这样努力工作。打败他们的不是任何人，而是他们自己，”王文银说。

他不会犯一个错误：把一切都传给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想让自己的企业更快消亡，你可以把它传给儿子，”他说。他补充道，现在判断他的三个孩子有没有“商业基因”还为时过早。

因此，王文银的桌子还会继续存在100年，但不能保证下一个坐在这张桌子后面的人是王家后代。事实上，中国任何一位企业家的职业寿命都可能难以预测：一些几年前还在富豪榜前列的人，现在已经不在榜单内，有人甚至锒铛入狱。在中国成为富人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无论他们是否涉足大起大落的中国股市。在今后一年或者十年里，周成建、刘永好和王文银或许还在驾驭中国的资本主义浪潮，也可能出局。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一样，他们当然也依赖中国经济的整体健康。没人能确切预测中国的放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平稳的处理——市场不能，本文的三位主人公也不能。

但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定的。就像历史上许多最富有的巨子，他们是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而那个时代正在迅速落下帷幕。他们在饥饿（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中长大；他们勇敢地置身于经济改革的风口浪尖；他们为了保住顶端地位而努力工作。当今进城务工的中国农民也许还是饥渴和勤劳的，但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只有过去这几十年涌现出像以上3人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致富或许永远不会一样了。

WILLIAMS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是无法相比的，尽管中国已经是帝国末世的夕阳残照了。明治维新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也就是日本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前，日本依然是勒紧裤腰带的经济小国。当时已经贫困的中国，为北洋舰队购置的大吨位军舰也远比日本多，军舰的质量也比日本好。日本为了建立现代化海军，举国捐献，连天皇也不例外。这种对比包含的其它意义我们暂且不论，只是须得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甲午海战之前，日本还只是个振翅革新的经济穷国。如果日本人果然有如某些啧啧啧者们所艳羡的那般优秀，何以在两千多年中都没有赶上来？维新变革数十年，比失败了的中国戊戌变法可是彻底，为什幺依然在经济上没有赶上当时中国的老牛破车？战后同样几十年，却为什幺就那般优秀，非但遥遥将中国甩出，而且遥遥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甩出？连奠世界工业文明基础的欧洲国家也被抛在了后边？
的确是奇迹。数数那些生产力方面的重大发明，日本人可曾有过？蒸汽机、电 、核动力，是日本人发明的幺？铁路火车、公路汽车、天上飞机、海上机动轮船，是日本人发明的幺？现代冶炼技术、电话、计算器等，是日本人发明的幺？（当然,不是说日本人没有任何发明，比如活动的圆珠笔芯、各种改进型产品与技术与卡拉OK以及诸多游戏软件，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可这些都与如此生猛的经济奇迹几乎没有关系）。如果推进生产力产生质变的这些发明都不是日本人所为，那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只能从正常周边技术规律走工业道路，从正常的内外贸易活动走商业道路。可是如果那样，会有日本国经济上的生猛奇迹幺？
走正常发展道路的国家许许多多，谁也没有做到。答案还得从日本民族最酷爱的战争中去寻找。日本的第一个起飞，是甲午战争之后依靠中国赔款的起飞。甲午战争失败，日本勒逼中国赔款三亿两白银（硬通货）！三亿两白银是个什幺概念？有个网友算过账，如果以年息8％计算，到现在是9696亿两，折合美元10万亿！想想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外汇储备是多少，就知道10万亿美元是一个多幺巨大的经济能量！夕阳残照的中华帝国被生生挤去了自己的大笔财富，如何能不陷于贫弱交加？正是这笔对当时日本来说犹如天文数字的巨大硬通货，使日本一跃崛起，海军陆军全面改观。否则，仅凭甲午海战时的装备水平，如何能在10年之后对俄国发动战争？对俄国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胜之后，日本在东北又开始了大规模掠夺。这些被掠夺的资源、劳工以及不计其数的其它财富，更是无法用数字具体衡量的。
请人们记住，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1930年的9‧18事变，只有短短26年时间，到1937年全面侵华，只有短短33年时间。而从1894年的甲午海战到1937年中日战争，最长也是43年。如此短促的时间里，日本人在做什幺？在发展经济幺？绝对不是。日本人在连续大战，在全力以赴的准备更大的战争。那幺，战争的经费资源从哪里来的，日本人能魔法般的膨胀出来？
请人们记住，日本民族对掠夺中国乃至掠夺世界，是早有论证的，是理性的，绝非所谓右翼势力的狂热。早在1798年，本多利明（？）就献上了《经世秘策》， 主张占领中国东北与库页岛。1803年又献上《贸易论》，主张以战争形式掠夺财富应该成为日本的国策。1823年，左藤信渊内阁制定《宇内混同秘策》，提出要使“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天皇之臣民……凡此先以吞中国始。”这条海蛇的野心何其大也？不但要吞下中国，而且要吞下世界，将所有的人间财富据为己有！这是个人的狂热幺？日本人可是认为，这是整个日本民族的最高利益。否则,战争罪犯如何能在全世界的指责中安享靖国神社？
世界还是有一些共同法则的：战时经济从来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高峰。正是从中国掠夺的财富，使日本有了第一个“起飞”，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本。日本的第二次起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是在1950年之后。
这次起飞也不例外，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掠夺囤积的巨额财富起了最根本的作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人不但从中国全面掠夺，而且在整个东亚、南亚全面掠夺。日本在战争期间运回本土的资源、产品、珍宝以及无数的历史文物与艺术品，是根本无法用数字计算价值的，是千亿美元还是万亿美元，估计以精细自诩的日本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基度山伯爵挖出的法利亚长老考证出来的刻有贵族族徽的古罗马金币，能仅仅以金币的黄金价值计算幺？更不要说，日本民族在此期间从大量劳工、战俘在境外工厂矿山所进行的奴隶般苦役中掠夺了多少几乎毫无成本的超值劳动？正是这些粮食与产品，养活了这个再也没有多余的耕田人口的岛国。
战后期，日本的青少年全部进入战争训练，几乎没有生产人口）。美国的原子弹与美军登陆，使当时的人们以为日本从此成了废墟，要重新崛起是遥遥无期的。可是，历史的合力竟莫名其妙的将日本掠夺的财富保留了下来。美国先是在占领日本后没有触动日本的“国家财富”，继后又在朝鲜战争之后正式扶植日本。日本又一次明目张胆的“起飞了”。不依靠国际援助，不依靠外国贷款，日本民族神奇的在20年之中成了世界七大强国之一，再过二十年，居然又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民族不优秀幺？
日本人可以炫耀自己。远离日本的外国人投以钦敬的目光，我们也可以理解。
惟独中国人应当清醒的蔑视日本的经济奇迹。正是中华土地的资源财富人口“滋养”了日本。我们应当永远记住，没有这种战争吸血，日本只是个苍白的小瘪三！从理论上说，这叫资本的非正义性或资本的邪恶性。如果说，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主要依靠压榨本国穷苦阶级而成气候，日本国则从来没有过这一段自我增长的资本历史。日本国的经济资本全部是靠掠夺积累的，是世界所有国家中最为血腥邪恶的资本。然则就是这样一个邪恶血腥的资本经济，居然也被许许多多的国家与“人民”当作优秀民族的典型来论证。
的确，人类世界是强权本质。只有自己变成强者，才能找回历史的真理与真理的历史。否则，就有人说你是红眼病。 再来看看日本人与日本国家的经济行为。日本国家的经济行为充分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卑劣猥琐一面。日本作为国家，本质上从来没有将经济行为与战争罪行联系起来，从来认为经济奇迹是日本民族依靠自己的优秀自己创造的。这种国家认识决定着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是日本的经济政策基石。
第一是对待战争赔款。你不要幺？沙哟那拉，正好。日本国依靠掠夺起家，自然深深懂得战争赔款对于国家的意义。不要赔款，日本国的狂喜之情可想而知。精细与邪恶交织的日本人自然以为遇上了一个憨大，不欺负你岂非是暴殄天物？弱肉强食嘛，自古如此，这本来就是日本民族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性格。于是，日本的作为是，既不赞扬你大度宽宏，也不会因此而心生歉疚，甚至还要在世界面前做出“ 日本更文明”的姿态求求你不要战争赔款，沙哟那拉，我给你无代价政府援助贷款作为补偿。可是，且不说这种政府贷款的性质、数量与接受心理，都远远无法与战争赔款相比，就是在实施中，日本国也牢牢的将它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你还是纠缠我给你添的那次麻烦幺，多多关照，贷款没有了，沙哟那拉。
第二是出口歧视政策。“日本制造”曾经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则完美的神话，
中国人丝毫没有因为战争而影响日本的中国市场。可是，曾几何时，东芝笔记本计算器事件、丰田车安全事件等，终于使中国人知道了日本国的“政策”求求一等产品销售本国，二等产品销售欧美，三等产品销售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出了问题可以大赔。出口中国的产品出了问题，对不起，你没有那样的法律，沙哟那拉。
第三是高技术封锁。1993年日本政府白皮书宣布，对中国的高技术转让必须与日本保持在二十年以上的距离。一位朋友说，中国外贸官员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讲到这里时，礼堂里全体鸦雀无声，那位官员也沉默了好一会儿没说话。我们原本不指望别人恩赐而发展，中国人对待封锁还是有一套的，虽然肯定是苦一点儿。但是，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待自己曾经血腥掠夺过的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可以看到这个 国家这个民族的本色的。
第四是守定自己资源绝不触动的“保护”政策。人们普遍认为，日本国地土狭小，资源贫乏。日本国的教材舆论也从来是这样宣传的。实际上，按照正常发展的需求说，日本绝不是资源匮乏国家。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日本森林覆盖率占66? 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在木材提炼为石油代用品即将成为现实的时代，这将是一笔何等丰富的能源！另外，日本周围的海域都发现了海底油气田（中国就惊喜的宣布过多次），偏偏地处茫茫太平洋的日本说自己海域没有石油。这可能幺？日本多山，却宣布自己没有什幺矿藏，于是各国也跟着这样说。真是这样幺？中国人拼命在自己的土地上勘探资源，日本却笃定的依靠进口，而绝不花大力气去开发本土资源。但是，对于可以在海洋中流动的鱼类（包括保护类鲸鱼），日本的捕杀却是毫不留情极为积极的，捕鱼量世界第一！对鲸鱼的捕杀世界第一！绿色和平保护组织的强烈抗议也丝毫不能约束住日本。为什幺？鱼是流动资源，我不捞别人捞完了怎幺办？这就是日本民族的经济意识。五十年战争的资源是靠掠夺维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面战争，日本也没有开发自己的资源（当然，也包括了来不及这一因素）。具有掠夺根性的民族，掠夺的原因绝不是自己没有自己匮乏，而是本能的要将全世界资源据为己有的掠夺本性。强盗富起来之后如果还要做强盗，你能说他是因为什幺“匮乏”幺？精明邪恶的日本民族明白，世界资源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会有普遍的资源危机。需要资源，一是战争掠夺，而是用加工品交换。等到世界资源耗到尽头的时候，日本人才会开始享用自己的存粮。那时侯，日本人将会骄横的宣布，大日本是资源储备最丰富的国家，是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是眼光远大的优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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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代中国的没落，日本得崛起。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1，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国家，整个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直在对外学习中生存的，这与日本得地理位置很有关系，在东亚地区，日本是个边缘地带，与大陆又有海洋相隔，因此日本民间与外界的交往实际上是很少的，纵观日本历史上的对外学习运动中，基本都是日本政府发动及主导。近代日本得崛起，只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可以说这是个很偶然性的因素，整个东亚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一群敌人，在这个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抓住了机遇。由于他学习的对象是在科技及现代工业能力远超中国的西方列强，一直仰慕中华文明的日本，在学习的西方科技文明后，对中国产生了心理优势。所以我认为日本的崛起只是相对与东亚而言的，在世界地缘战略中，并不是一件历史性大事件。
　　2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发展，实际在农业文明中已经达到顶峰，再发展几千年，在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下，也绝对不会再出现质的突破，正是基于此，中国的精英阶层在西方列强出现时，迟迟不肯社会变革，可以说，中国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完全是在西方人枪口的逼迫下，被迫一步步往前挪的。对于一个创造文明顶峰的民族，让她向另一个并未完全认知的工业文明转型，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一方面是放弃自己创造的完美社会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接受，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中国在短时间内也根本没有能力接受，西方的工业革命是建立在文艺复习运动以上的，有了大量的科技基础，理论基础及物质基础（新大陆的发现），才使其顺利的推进。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
　　3中国优越的先天条件，使西方对中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西方要打残中国，使其不能强壮。另一方面为了能打开中国市场，逼迫中国搞改革，搞开放。这使中国始终在不死不活的边缘游走。而日本则不同，西方对日本的崛起进程是没有出手掣制的。毕竟日本是个小国，跳起来三尺高，而中国一旦崛起，整个世界历史将为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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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崛起的原因：
历史方面：①美国独立战争从1775年到1783年，打破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成为联邦制的独立王国。它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直接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美国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走向富强，其中最大的原因取决于一战和二战，这两次浩劫均没有涉及美国本土，而美国也在此出售军火，获得暴利。所以美国一直走买卖军火的道路发家。从之后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到印度与巴基斯坦，都是他们的军火天地，再到非洲的血钻石，台湾军售，等等等等，充分证明美国一直走的并且还会不停走下去的策略。②.启蒙思想传播,民主意识增强。
政治经济方面：美国崛起的原因是长期策略和法治制度的保障：
1.三权分立，互相监督制度（权力受到监督，压止了腐化）。
2.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保障福利制度。
3.尊重知识、尊重劳动，保护知识产权制度 。
4.打击垄断、瓦解寡头企业，保障竞争制度。
5.培养人才、吸引人才、提高国民素质制度。
6.重视国防军事科技、提升国防军事科技、重视教育培训制度。
7.压制倾销、压制短期行为、保证企业利润空间，保障企业正常发展。
8.提升生产自动化、减少对人员的依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注重重工业、军事工业和农牧业生产。
9.吸引吸纳外资，建立金融储备制度，活跃金融市场，充实国内经济。
10.压制泡沫，稳定经济，迅速调整经济策略，用长期眼光调控市场。
11.长期策略性压制、瓦解、分化竞争对手，减少危害，占据或严密监控能源产地。
12.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实行多产业、多元化自由经济。
近代日本的低迷：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全国性的泡沫经济。所谓泡沫经济，是指资产价值超越实体经济，极易丧失持续发展能力的宏观经济状态。泡沫经济经常由大量投机活动支撑。由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因此其资产犹如泡沫一般容易破裂，因此经济学上称之为“泡沫经济”。
日本经济目前的困境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国际经济环境趋紧和出口下滑的直接原因，也有10年来扩大内需政策未见成效各种矛盾积累的政策后果。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干预过多、国际竞争力下降以及被动的体制转轨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
内部因素：
1.     银行盲目放贷 热钱大炒地产
2.       圈地开店 八佰伴破产
3.        租房经营 洋华堂成功
4.       银根收紧 泡沫破裂
外部因素：
美国主导对日经济政策强硬化，广场协议的签订给予了日本很大的限制。
一是广场协议限制了日本政府调控经济能力。
二是“广场协议”堵住了日本经济复苏出路。
三是“广场协议”让日本忍受损失却不能自主避免。
给中国的借鉴：
对泡沫经济在中国的分析：
与发生泡沫经济而导致危机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确有自己的幸运之处：首先，与小国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因而，我们的经济架构比较完整；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相对平衡；各种资源相对丰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内需潜力巨大……这些优势决定了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更强。其次，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因而，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去认识市场制度、去理解市场规律、去摸索市场运行机制，逐渐地寻找到中国与市场经济的契合点。第三，中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在实践中日益提高。整顿海南房地产热、广东国信破产都是及时扼制经济泡沫恶性膨胀的成功案例。另外，逐渐深入金融部门改革，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继续规范资本市场运作……表明中国已经认识到现代信用经济的特点，对虚拟经济运行给予充分重视，希望通过对市场制度的完善从根本上抑制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没有形成泡沫经济存在不少偶然因素，但是长远来看，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比如，监管机构对股市资金的规范，对机构投资者市场行为的规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治理结构的要求，等等，许多在短期内可能是利空的政策无疑都是长期重大利好。因为这些正是完善资本市场、防范泡沫经济的有效举措，无论投资者、上市企业还是国民经济的整 股市出现大的波动，一定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但盲目的恐慌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十分有害。信用经济以“信”为本，市场信心一旦动摇，必然对复杂的信用体系造成伤害，从而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使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甚至倒退。市场信心不稳是不成熟市场的通病。因此，在发展资本市场的问题上，健康的投资心理与健全的监管体系同样重要。
对于中国的借鉴之处
1.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保障福利制度。
2.重知识、尊重劳动，保护知识产权制度 。
3.打击垄断、瓦解寡头企业，保障竞争制度。
4.培养人才、吸引人才、提高国民素质制度。
5.重视国防军事科技、提升国防军事科技、重视教育培训制度。
6.压制倾销、压制短期行为、保证企业利润空间，保障企业正常发展。
7.提升生产自动化、减少对人员的依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注重重工业、军事工业和农牧业生产。
8.吸引吸纳外资，建立金融储备制度，活跃金融市场，充实国内经济。
9.压制泡沫，稳定经济，迅速调整经济策略，用长期眼光调控市场。
10.长期策略性压制、瓦解、分化竞争对手，减少危害，占据或严密监控能源产地。
11.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实行多产业、多元化自由经济。